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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高窟介绍
1970-01-01 08:33:26   来源:艺术中国   评论:0 点击:

莫高窟介绍 公元1900的6月22日(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)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, 在清理今编第16窟 积沙时,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(即今第17窟),从中出土了公元4-11世纪的佛教经卷、社会文书、刺 绣、绢画、纸画、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。  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,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经济、政治、民族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、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,被誉为“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”、“古代学术的海洋”。   藏经洞现编号第17窟,它是在第16窟甬道北壁上开凿出来的。它原是晚唐沙州归义军政权佛教教团的首 领洪變(音“辨”)的影窟(纪念室)。洪變其人,正史失载,据有关敦煌文献,洪變俗吴,敦煌人,幼年 出家,由于其悉心研读汉经梵典,兼习梵文藏语,成为出色的译经僧。吐蕃占领敦煌后,洪變被吐蕃赞普委 任为“知释门教授”,主持译场寺院中贵族子弟学校的文化教育及其他宗教事务工作。 唐宣宗大中二年,沙州大族张议潮率各族群众起义,推翻吐蕃在敦煌的统治,建立沙州归义军政权。张议潮起事后,洪變遗共北子司真随张议潮所派人朝使同赴长安,唐宣宗赞其“惟孝与忠,斯为兼美”,于大中五年(815年)敕授洪 變为“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”及“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”,赐紫衣及各色信物,并亲 示诏书,勉辞委婉,恩宠殊异。 唐懿宗咸通三年(862年),洪變在沙州逝世。洪變去世后,僧俗群众便将此窟改为影堂,以示纪念。该窟为覆斗顶,北壁前塑有洪變真容,北壁中部画有两颗枝叶交接的菩提树。东侧树枝上悬挂一个净水瓶,西侧树枝上挂有一个挎包。树东侧画比丘尼一身,着袈裟,双方持绘有对凤图案的团扇一柄。树西侧画执杖的侍女。西壁壁龛内,嵌有石碑一通,即洪變告身敕牒碑。1900年发现藏经洞时,此碑即在窟内,斯坦因、伯希和去劫经时碑尚立于该窟,后被王道士移至第16窟甬道南壁,1964年,敦煌文物研究所复将此碑移入藏经洞,嵌于壁龛原处。碑文有3段,从上而下是:洪變告身、敕牒诏书、敕赐衣物录本。这样做的目的,是为了“标范奉祀”,碑文前特别注明:“当家告身依本镌石”和“诏书本”,就在于显示唐王朝对洪變的器重和褒奖,“庶使万岁千秋不朽不坏”以作永久性纪念。 洪變的影窟为何变成了藏经洞?它是何时因何而封闭?由于没有发现可信的文字记载,藏经洞封闭原因就成为历史之谜。有的学者认为是11世纪初为躲避西夏或黑汗王朝的进攻而封闭;有的学者则认为11世纪初,由于大量印本佛经的出现,取代写本佛典,遂将寺院藏书、残破佛典、过时文书等作为“神圣废弃物”。究其真相,尚无定论。 20世纪初,敦煌莫高窟已显得非常萧条,破败不堪。然而,一个道士的到来,却改变了莫高窟的命运。作为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,王道士的名字可谓众人皆知。关于王道士生平,没有详细记载。据他的弟子为他立的《墓碑》说,王道士名圆,法号法真。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,出身农家,小时候读过几年书,后因有乡连年闹灾荒,王道士随家人四处逃荒,最后,他在甘肃西部的肃州(今酒泉)的巡防军中,当了一名士兵。退伍以后,在洒泉出家当了道士,师傅名叫盛道。以后,他离开师傅,云游到莫高窟,住了下来,时间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(1899年)或稍前一些。 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,莫高窟有3所寺庙,即上、中、下三寺。清朝末年,敦煌莫高窟已呈现荒芜凄凉的景象。窟前的木质本道大都毁坏,堆积如山的流沙因长期无人清理,把最下层的许多洞窟都掩埋了。原本香火旺盛的莫高窟上、中、下三寺,也显示得沉寂和萧条。上寺、中寺住着几位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,诵读藏文佛经,偶尔也为当地群众做一些法事。王道士来到莫高窟后,凭借其能说会道、办事干练,很快就成为莫高窟的当家道士。当时,敦煌民间对佛道二教区分并不十分严格,常常一同信奉,有时甚至混为一体。因此,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,并未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,加之他讲汉语、通汉文道经,很快就得到老百姓的信任,请他做道场、礼忏、祈福的人逐渐增多。王道士文化水平不高,对道教的理解也很浅薄,但对道教的信仰却十分虔诚。他利用善男信女们的施舍及化缘得来的钱财,按照自己对道教职工的理解,对莫高窟进行改造。由于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,因而,清理洞窟积沙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。一天,清沙的人将离下寺最近的三层楼(现编号第16窟)清扫完毕后,甬壁裂开了一条缝隙,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,后来,王道士又雇杨某在16窟甬道里放一案桌,经常在此伏案写经。1900年6月22日(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),杨某像往常一样在抄经休息之余,点燃旱烟吸了起来,当他把燃剩的芨芨草插进甬道北壁的裂缝时,芨芨草竟插不到底,杨某异常惊诧,用手敲了敲墙壁,感觉里面是空的,杨某立即将此事报告给王道士。等到夜深人静之时,王、杨二人打开墙壁,去掉封泥,找到洞口,发现了堆满写本及绢画、法器、石碑、塑像等物的藏经密室。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,就这样被王道士等人在无意间偶然发现了。 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,但面对这么多古代的经本和画卷,直觉告诉他这些东西非同寻常。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,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官绅,以换取一些功德钱。但这些人都不识货,也无人去追究这些文物的来历。1902年,湖北通山县人汪宗翰出任敦煌县长,他是王道士的同乡,王道士于是把一些好的经卷的绢画送给了他。据记载,汪宗瀚曾到藏经洞考察,并建议兰州的藩台衙门(相当于省政府)妥善保护这批文物。但因种种原因,1904年,藩台只命汪宗瀚将经卷画像检点封存于原地,仍交王道士保管。事实上,藏经洞并未封存,王道士还是不断把一些写卷拿出来送人,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。 不幸的是,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,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,英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、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,以不公正的手段,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,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,绝大部分不幸流散,分藏于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,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,造成中国文化史的空前浩劫。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慨叹:“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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